但律师的1000元诉讼请求被驳回。

同时，贪腐分子即使出狱，由于仕途已经终结，基本没有再犯贪污受贿罪的可能。法还包括其他来自合宪法秩序的意义整体，对法律可以发挥补正功能的规范。

[108][德]克劳斯•罗克信：《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38][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也就是说，刑法教义学应该对该条文做合宪性的解释，使该条文所保护的法益范围被进一步限定，从而避免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车浩教授认为：这种彻底剥夺犯罪人自由的真无期徒刑可能超过了罪责边界，存在罪刑相适应上的疑问。[92]宪法作为框架秩序而存在，只是给出消极的边界，而不直接形成刑法规范本身。

四、跨越李斯特鸿沟：宪法关联的法益概念与比例原则 在宪法教义学助力下贯通李斯特鸿沟，意味着对众多刑法基础理论的新思考，其路径和连结点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刘树德：《宪政维度的刑法新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以下。再如，即使在言论自由理论较为成熟的美国，在言论之精确边界上的论辩非但没有变得寂静无声，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1]亦即，当竞争的双方都是应予保护的权利时，那就不免存在取舍上的困难。前文所述的利益衡量的危险，正在于把言论自由同其他利益进行任意权衡，而这往往以公共利益压倒言论自由告终。一方面，在涉及言论表达与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冲突的民事案件中，判决理由普遍将纯粹的私人间言论作为宪法权利对待，而当事人也常常以宪法规范作为支持理由。上述案例显示的问题令人担忧，其中的误解可能是根本性的，这引领我们对言论自由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认定侵权成立的二审判决书中，法官给出了一种有趣的逻辑： 公民的言论自由……属于一项公法权利，应得到宪法保护。激烈是弥补人数劣势的一个手段。

因此，容许在立法机关内部对言论之政策性边界进行审议，有助于维护民主机制的活力。[38][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版，中文版序言，第15～16页。在民事侵权案件中，结合前文讨论可以说，利益衡量方法的恰当适用范围，应限于那些发生于私人言论与民事人格法益的法律争议。关键的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对言论自由价值的基本理解，我们甚至尚未形成一种自洽的相对主义保护模式。

因此，位阶论的真正问题在于没有认识到某些言论只是民法意义上的行为，当它同肖像、隐私等法益产生冲突时，需要做的只是利益衡量。[26]这意味着所有的政治共同体均需某种信息机制。如果不作如此理解，公共讨论就被降低到私人讨论的地位。把言论自由作为宪法权利来理解时，只是言论当中具有公共性的部分，即那些与公共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相关的内容。

一个民族想要把握自己，就要用充足的信息和知识武装自己。[52]为什么？仅仅是因为年迈的苏格拉底珍视名誉胜过生命这一传统的解释吗？这一解释多少有些庸俗化了，它忽略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身份。

[25]由此可见，信息传播机制和表达自由形成的政治压力为所有的公共治理不可或缺。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一语中的：需要特殊保护的是个人而不是社会。

八、结语 言论自由是宪法观念的试金石，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价值的理解需要超越基于日常生活的朴素看法。对此，米克尔约翰的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他把言论分为公言论和私言论：所谓公言论，就是与统治事务有关、人们参与自治过程的言论。[23]言论自由也事关政府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少数派意见而言尤为如此。最后，法官又通过强调宪法权利的有限性，来限制言论自由以支持名誉权。如果私人言论受到他人限制，政府往往能够给予救济，因为私人言论既无伤政府利益，救济又能提升政府的权威。由于政府通常对信息传播拥有更大影响力，稍加管制就易造成信息供应的不足。

[27]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欧文•费斯（Owen Fiss）说宪法言论自由应被理解为一面保护言论者不被政府噤声的盾牌[28]。可想而知，同属于宪法权利，接受言论自由远比接受人身自由困难。

[58]Scheck v.U.S., 249 U.S.47[1919]. [59]See Snyder v.Phelps, 562 U.S.443[2011]. [60]See Nathan B.Oman, Jason M. Solomon, The Supreme Court's Theory of Private Law,62 Duke Law Journal 1109[2013]. 作者简介：姜峰，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12]回想贾桂花案，若曝光的镜头不是4秒而是14秒、40秒，法官还能依据位阶论支持电影厂的言论自由吗？位阶论和利益衡量论都误解了言论作为权利尤其是宪法权利的本质。

六、私人言论的性质 言论的性质是双重的。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位阶论，一是利益衡量论。

基于此，言论自由的公共重要性源于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即所有的公共治理活动——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其他政体——都面临如何克服掌权者以权谋私和治理信息不足的问题，我们把它称为公共治理的两个风险——道德风险和技术风险。[4]参见苏力：《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31～35页。参见[美]波斯特：《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左亦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五、成文宪法的地位 公共言论既重要又脆弱，它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社会，而是来自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如是，立法机关亦然。

基于这一对政治审议颇为信任的模式，可以正当地将本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价值法律化。[8]这一对立显示了位阶论的局限，即当存在竞争的两种权利都获得宪法地位时，就没有办法分清二者的高下了。

权利冲突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事实上，民事纠纷中的很多冲突只是言论与其他人格利益之争，如果降低辩护的梯度，作去权利化的理解，都是可以通过利益衡量妥善解决的。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提供者和接受者的怠惰而产生的信息空隙，极易被政府中意的信息填补。

位阶论和利益衡量都是可疑的。1992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秋菊打官司》上映，这部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电影既有不错的票房表现，也恰好成了法学家讨论中国法治现代化与本土资源之间紧张关系的素材。

即使对于公共言论，如果要进行例外限制的话，日常政治审议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尤其对厘定其与私人言论的政策性边界十分重要。言论自由作为政治决策信息机制的意义，正如约瑟夫•拉兹所说的：捍卫言论自由是因为它既是反对政府干涉个人意见的保护机制，同时又是民主政府运行的基本要素，因为没有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选民和立法者们无法作出明智的决定。亦可参见徐荣：论表达自由的内涵及其价值，《九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39页限于本文的目的和篇幅，下面的讨论只是原则性的，对其他国家宪法学说的援引也只是解释性的，而非意在全然接受。

私人言论在政府之下，允许政府限制。参见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146～158页。

毋庸置疑，前文关于言论性质类型的讨论，只是基础性的，倾向于接受基于美国实践的绝对主义保护模式，即原则上禁止国会对言论进行立法，该模式显示了对于立法部门的高度戒备。15世纪印刷术的发展，导致政治小册子广泛流传，这激励国王进行出版审查以控制思想，并顺带通过出售出版许可证开拓了一项新财源，这个做法自私而有害，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对出版自由的诉求。

[33] 言论自由脆弱性的第二个根据，可以从经济分析视角来观察。这再次为谣言打开市场，而谣言往往又成为政府强化限制言论的理由，如此恶性循环，将导致限制越来越严，言论空间越来越小。